这辆人力三轮车是北京中通快递中关村(7.020, 0.11, 1.59%)网点的旧交通工具，2009年购入，2017年淘汰。如今，人力三轮车已被封闭式的电动三轮车取代。受访者供图
道路宽阔，高楼林立——仅从县城看，浙江杭州的桐庐县与其他富庶的南方小城别无二致。

　　但桐庐县钟山乡政府前的大马路叫做“申通大道”；县城里坐落着圆通印务、中通之家等企业；钟山乡夏塘村口的小溪上，还横跨着以申通快递(16.350, -0.33, -1.98%)创始人命名的“腾飞桥”。

　　桐庐被称作“中国民营快递之乡”，中国快递行业著名的“三通一达”全部发源于此。

　　钟山乡夏塘村是申通创始人聂腾飞、韵达创始人聂腾云的故乡，申通的另一位创始人来自不远处的子胥村；圆通董事长喻渭蛟的家乡，在靠近县城的横村镇喻家村；最偏僻的天井岭是中通董事长赖梅松的老家。

　　20年前，这些小山村里的桐乡人从帮人带信、递送小包裹做起，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街巷之间，乘着火车来往于杭州与上海。20年后，“三通一达”已在中国快递行业业务量前5名的公司里占据四席，并分别在2016年10月到2017年1月间上市。

　　根据邮政局发布的数据，2017年5月，全国快递服务企业日均快递业务量超过1亿件，我国已经常态化进入单日快递“亿件时代”，而这也给了快递行业增长的机会。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的报告，“十二五”以来，我国快递业年均增速达到54.6%，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匹“黑马”，“三通一达”则是其中的缩影。

　　

　　沾亲带故的同乡，最可靠的战友

　　钟山乡子胥村村道两旁遍布民房。有的是欧式建筑，门口有精致的喷泉；有的是中式别墅，门口卧着麒麟；后院供着关公；有的是宽大的庭院，院中有六角飞檐的亭子，一条小溪从石板下穿过引来山的泉水。

　　子胥村村干部罗伟良说，但凡房子盖得好的，家里几乎都是快递从业者。

　　年过五旬的陈美珍家住子胥村主干道旁，是一栋三层小楼，大片的玻璃幕墙让房子在漫长阴冷的冬天也能获得阳光。

　　过去几十年，她和丈夫种地糊口，还开过包子铺、小吃店。如今，她的儿子在杭州萧山承包的快递点是全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。陈美珍说，这栋三层小楼是七八年前盖的，儿子掏了不少钱。“他本来做建筑工程。逢年过节回来，看到同龄人都开了新车，赚了很多钱，2008年才下决心转行。”

　　桐乡前辈们的快递之路，比陈美珍的儿子早了几乎10年。

　　据罗伟良回忆，1993年，附近夏塘村的聂腾飞在杭州市里的一家印染厂打工。工作之余，他发现大量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，需要将报关单在一天之内送到上海，如果走邮政渠道大概需要3天。

　　从那时起，聂腾飞、聂腾云兄弟便做起了帮外贸公司递送文件的生意。他们骑着自行车，在杭州城内派发名片，走街串巷拉生意。每晚八九点钟，他们都会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。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到站时，会有人在上海接应、派送。“当时的火车票价15元，递送价格大概每单100元。”罗伟良说，后来便有了申通。

　　据朱晓军等人所著的《快递中国》一书，聂腾飞的大舅子、子胥村的陈德军于1994年加入妹夫的生意，开始在上海接件。为了将快递准确送达，他不断翻看上海地图，半年内翻烂了10张。

　　申通初创的几年，正值浙江民营经济井喷式增长。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1991年到1997年，浙江省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分别由100.3万户、1.1万家，增至153.2万户和9.2万家。

　　1999年，聂腾飞因车祸意外离世，陈德军接手申通，聂腾云创办韵达。2000年5月，喻渭蛟也创办圆通；2002年5月，赖梅松创办了中通。

　　由于业务量持续上升，陈德军把子胥村的十多个年轻人带了出来，一起做快递。他们在多个省会城市租下民居、小商铺，推开了申通的第一批营业网点。

　　罗伟良的叔叔便是十几人之一，参与搭建了申通在陕西的第一家网点。那是一处不大的民居，住着十几个来自桐庐的年轻人。大家骑着自行车，在火车站、汽运站等着送信的人背着装满信件和小包裹的蛇皮袋从车站里出来，交接后，再骑着自行车将各种物品当天送达。

　　没多久，做快递赚钱的消息在只有数百户人家的子胥村传开了。只要长辈间打个招呼，那些没有合适工作的年轻人就能迅速入行。陈美珍记得，儿子能到申通工作，就是因为陈德军的外婆到自家的小卖部里买东西，“我问她有没有工作的机会，她就答应了。”

　　快递行业收件、派件最需要诚信，彼此沾亲带故的同乡便是最可靠的战友。罗伟良说，老板们不用担心熟人的孩子偷件、丢件，“这些孩子也特别能吃苦，有时候一天要连续派件，骑车要骑几十公里。”

　　从子胥村开始，越来越多的钟山乡人、桐庐人加入快递行业。据此前的媒体报道，如今这里从事快递行业的人数以万计——在这个有43万人口的小县城，你遇到的要么是快递行业的从业人员，要么就是他们的亲人和朋友。

　　“黑快递”的求生路

　　几乎所有民营快递公司都是从派送出口报关材料和样货起家的。但当年的物流政策，让他们生来便带有“原罪”。

　　依据1986年邮政法，寄递信件和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由邮政企业专营。也就是说，出口报关材料一类的寄递业务，民营快递公司被禁止涉足。

　　按照当时的规定，各省邮政执法大队可以查获此类违规行为，并移交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罚。但据人民网(7.280, -0.13, -1.75%)报道，2004年2月1日，浙江省出台了《浙江省邮政专营管理办法》，邮政行业管理部门可以对此类行为直接处罚。

　　2002年，36岁的桐庐人施路平来到重庆，经营一家快递网点。为躲避罚款，施路平将办公场所设在了一栋建筑的二层，想要隐蔽一些。但邮政系统的工作人员依然找上门来，一旦发现寄递的物品中含有信件，便会处以数万元罚款。

　　不仅办公场所内，寄递过程中也是心惊胆战。施路平说山城路陡，自行车难以爬坡，派件往往需要步行。“我们在路上走着，最担心的就是被邮政盯上，被抓到之后就会开出一万块到几万块的罚单。”

　　几个月后，无可奈何的施路平离开重庆回到浙江，去了宁波慈溪。当地执法环境宽松很多，他第二年就将店铺从二层搬到了一层。他记得2003年到2009年间，邮政部门只上门检查过一次，没有罚款，“就是提醒我们要把信件交给EMS寄出。”

　　“这些年来，被工商和邮政执法的查出来的也不少，罚款也交。”2009年，一名民营快递经营者在采访中说。

　　那些年里，各地对物流政策的执行情况不一。《快递中国》一书曾提及上海市邮政系统的解决方案：为各家民营快递公司设立上交信件的指标——每天，中通上交100单，韵达上交500单，申通上交1500单。各家快递公司将信件上的面单换成EMS，然后交到邮局。

　　当时，民营快递公司每单收费大约12元，EMS往往要20多元。据《快递中国》统计，当年仅中通一家公司一年就要搭进30多万元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在这场低价格、短时效的大战里，民营快递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。据《江苏商报》2004年报道，当时民营快递已占去南京国内快递业务市场的40％。

　　直到2009年新邮政法颁布，这场物流领域的拉锯战方告一段落。民营快递公司取得了合法地位，不再是“黑户”；邮政专营信件的范围，也从最初的500克以下最终降至同城50克以下、异地100克以下。

　　如今，国营、民营、外资快递企业在邮政管理部门的监管下一起运营，共同竞争。

　　搭上网购的快车

　　2002年，施路平成为慈溪中通速递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时，民营快递公司还在与邮政局“躲猫猫”。

　　当时，“三通一达”为鼓励员工到其他地区拓展业务网络，均已采用了加盟承包制。众多加盟商与总部共用品牌，按文件、包裹的不同价格交纳承包费。同时，每个加盟商均为独立法人，各自收取收件费和派件费。施路平便是中通的加盟商之一。

　　在慈溪，施路平向总部交了网络建设费、押金等，一共12000元。他还买下了一辆面包车、一辆摩托车，租下一套民居。

　　当时的中通尚无全国范围的成熟快递网，施路平每天收到100多单快递，总有三四成的目的地中通覆盖不到。为了维护信誉，施路平经常加价转单。他的儿子施洋说，有时20元一单的生意，父亲还要倒贴5元。

　　由于前期一直亏本，快递网点运营要靠妻子在桐乡老家开服装店的收入支撑，人工、车子等的投入前后约有16万元。7个月后，施路平积累了足够的客户，快递量不断上涨，公司终于开始盈利。

　　“我知道这个以后肯定能赚钱的，就让她把服装店转让了，到慈溪来跟我一起干。”施路平说。

　　施路平没有说错。就在他迈入这个行业的第4年，民营快递和桐庐系一起步入了崭新的阶段。

　　据《快递中国》，2006年5月，圆通成为淘宝配送服务商，日业务量陡升2000单。此后，中通、申通、韵达也分别与淘宝签订合作协议。三年后新邮政法颁布时，淘宝网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卖场，对外宣布年交易额999.6亿元。而最早与淘宝合作的圆通，每日仅淘宝业务量便已蹿升至28万件。

　　起初，施路平并不看好与淘宝的合作，因为他与各大商务公司的合作利润颇丰，利润率往往过半。但淘宝把价格压得很低，十几元的寄件费被直接杀到六七元。

　　但快递量的增长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。2009年，他不得不将网点从商铺迁至慈溪市郊的一处院子里，还搭起数百平米的棚子，以便容纳与日俱增的快件。两年后，小院也盛不下了，他又租下另一处宽阔的院落，还斥资千万建起一栋办公楼、三个工棚。

　　彼时，网点的年收件量已达到140万件，比2009年翻了一番。昔日运送快件的三轮车、摩托车也逐渐退出江湖，被6辆大型货车和网点承包商的20辆中型货车替代。大货车长9.6米，每次能装三四百台洗衣机大小的家电。

　　不仅仅是施路平，桐庐籍的快递人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电商、网购为整个行业带来的变化。曾在浙江诸暨开设快递网点的桐庐人邵峰说，过去的单子往往由工厂发往商家、公司，现在都是直接寄给个人。“包裹都是又轻又小，有的就装着两双袜子，一个蛇皮袋能装几百个包裹。”

　　据国家邮政局统计，2014年10月，中国快递业务量首次突破100亿件，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；2015年突破年业务量200亿件，2016年突破300亿件，始终位列全球第一。2014年，民营快递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83%，国企份额仅为13%；2016年，民营快递企业业务量市场份额达到90.3%，业务收入市场份额为83.8%。

　　2014年菜鸟网络监测的物流数据显示，当年淘宝、天猫销售总额为2.27亿元，占到中国网络购物总额的81%，而其产生的包裹占中国快递市场份额的60%以上。

　　今年“双十一”，施路平的儿子施洋在网点连续工作了54个小时。在他们的努力下，11月11日当天，便有许多买家在朋友圈里晒出了刚刚剁手的“战果”。

　　精细化运营的未来

　　今年，邵峰将诸暨的网点转手，转而承包了桐乡县钟山乡的快递网点。他将之前的经验带回家乡，购买了一辆JMC货车，雇了司机和搬运工，还为他们配备了“扫码枪”。

　　有了扫码枪，货到后只要扫描二维码、输入手机号码后4位，收件人便会收到短信提醒。以往，仅给所有收件人发短信就要花去大半天时间，现在只要一个多小时。

　　寄件也变得更加便捷。用户只要关注快递公司的微信公众号，便可预约快递员上门取件、通过快件号查询位置或查询邮费。邮寄时，哪怕输入一长串混合着姓名、地址和电话的文字，系统也能自动识别，将各类信息自动提交到相应位置。

　　邵峰说，过去，钟山乡的网点由一对开超市的夫妻经营，两人开着面包车往返于乡县之间，快递也是堆放在几只大筐里任客人翻拣。现在，寄件、取件方便了，大家更愿意网购，业务量也更大。“去年每天也就三四百单，今年就到600单左右了。”

　　不过，民营快递公司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，单件快递的利润也在竞争中不断变薄。在与淘宝、天猫合作时，“你出三块六，我就出三块四，”邵峰说，现在哪怕是两毛钱的压价，对利润率的影响也很大。

　　这种情况下，加盟生必须更严格地把控成本，各种高科技的设备、技术渐渐出现在快递网点里。

　　2014年， 24岁的施洋从部队退伍后，先后在快递公司里做过客服、搬运、分拣和投递等工作。2014年，他从父亲施路平手中接管了公司，开始设立市场、财务、IT和人力等部门。

　　对于许多快递公司，这些与收件、派件无关的部门还是新鲜事物。在新的架构下，专业人员受邀参与运营，为网点带来了新的活力。

　　比如，为了减少丢件、破损，出现问题时能够有效追查，IT部门开发了空包检测系统。包裹过秤时，只要出现空包，机器便会“啊哦”一声发出警报。

　　施洋的公司里还有自动化的流水线。工人们将快件放在流水线上后，会有机器称重、扫描，还有摄像机为它们拍摄“证件照”。“拍摄图片登入系统，比扫码更能确定包裹的状态。如果之后遗失、损坏，或者临时需要查找，都能达到比以往更高的效率。”施洋说。

　　有了证件照的快件经履带传送，会被分别放入44个不同的袋子——那是总公司在全国的44个分拨中心。在这样的流水线上，曾经的暴力分拣问题不复存在。

　　施洋站在俯视流水线的横梯前，看着一个个快件有条不紊地经过自动化分拣后掉入袋中。他说，快递早已不是数年前那个靠大量劳动力分拣、投递的行业，野蛮扩张、生长的年代也已结束。现在，他更关心如何让公司在自动化、标准化中运行得更加流畅。

　　改革亲历

　　邓德庚 义乌市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董事长

　　1997年，我在金华加入了申通。当时还没有成规模的写字楼，只能租在一个招待所的办公室里，只有三四个人。我们一切从零开始，最初业务量很少。经过客户介绍很快得到认可，大概两个月后，每天就有特快专递七八十件，还有文件三四十件。

　　当时，我们的服务比邮政快很多。从上海到金华寄文件，邮政要四天，我们当天就到，客户早上八点半上班，我们就在楼下等着。后来快件送到义乌，义乌市外贸局觉得我们服务很好，就说你们快到义乌设点，都不用你们营销，我们帮你们找客户。

　　但是在金华才开了两个月，邮政就找上门了。第一次是当地的工商、公安和邮政联合执法，要求我们把信件交给邮政部门。

　　后来邮政部门直接单独突击上门，收走信件。我们也有相应的措施，比如在外面放包裹，把信件藏在卧室的床下。他们发现在快递网点查不到，就直接到收件人的楼下等着，见到我们的业务员，就抢走他们的包，把信件拿走。我们的业务员又想办法，把信件藏在衣服里、裹在身上，他们不敢搜身，就躲过去了。

　　有时还会有冲突，会有推搡之类的情况。很多业务员因为这个辞职，但是不少桐庐的员工留下了，大家都沾亲带故，也很团结。

　　我印象里比较深刻的一次是2002年，当时我们从义乌拉着几百个单子到杭州，浦江邮政把我们拦下来，要扣我们的货。我提出现场处理、交罚款，但对方拒绝了。

　　当时我就想，市场已经开放这么多年了，法律也该适时变化了。工商部门其实也并不很想处罚我们，每次邮政要求他们执法，他们基本大事化小。后来邮政部门领导的态度也缓和了很多，他们来检查，也会第一时间放掉信件，我们只要缴纳罚款就可以了。

　　那些年，客户很支持我们，有时候信件被邮政抄走，他们就去邮政把信拿回来，还是交给我们寄。有一名客户说，他到邮政领导的办公室理论，说要是你们邮政也能提供这样的服务，我就用邮政。应该说，客户一直是我们最大的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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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年邮政政企分开，邮政局就逐步中立了。有一次，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徐建洲到我们公司调研，邮政系统的官员迈入民营快递公司，对我们是很好的信号。我们拟了材料，提出民营快递公司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，我们也需要多种经济形态，才能提供更好服务。徐建洲回复说会参考我们的意见。

　　2009年新邮政法出台前夕，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也到义乌鼓励我们。就这样，民营快递公司从不被认可逐渐发展到了顶峰。

　　改革辞典

　　“黑快递”

　　依据1986年邮政法，“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，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物品的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专营”。由于业务中含有信件性质的物品，民营快递始终处于灰色地带，一度被称为“黑快递”，而且经常因为“违规经营”“擅自经营信件类快件”等原因被查抄罚款。后来，随着邮政法修改、电商包裹成为民营快递公司的主营业务，“黑快递”一说逐渐消失。